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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裝備制造業“短板”在那里?—原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沈烈初
字號:[    ] 發布時間:2020-01-06 10:27:29 來源:察網

    在文革中1972年,周建南同志已出來工作,時任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長,他組織一個團隊,從事機械工業“三基”研究,編制規劃并策劃如何部署進行攻關,為了加強領導,把“三基”團隊合并到一機部的科技司。改革開放后一機部及后來的機械部都把“三基”攻關作為重大項目,并受到當時計委及經委的財政支持,并要求各省市機械廳局及各專業局有組織,有分工,上下聯動組織攻關。這次攻關長達15年,周建南部長功不可沒,由他倡導,他組織的。直到機械部機構改革變為機械委時就停止了,半途而廢,甚為可惜,后因市場經濟的沖擊及外國品牌及資金進入國內,原來“三基”企業大部分轉型、破產或被兼并了。
    中美貿易斗爭是中美兩大國處在世界第一、第二大經濟體結構性矛盾表現形式之一,同時還表現在政治,軍事,外交,金融、科技、文化教育、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之間的激烈爭斗。新中國走過70年的歷程,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偉大成果,從站起來到富起來,再開啟強起來的征程,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,2021年全國完成脫貧攻堅目標后,即將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,但因不平衡、不充分發展的特點,國家仍定位在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行列。但一些國人陶醉在巨大成就時,美國的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,對高技術產品全面禁運(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跟進),打壓中國有成就有實力的企業,把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“黑名單”,全國為之一震。再次看到我國技術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,還有很多軟肋受制于人,往往反面教育比正面教育更使人清醒,其中裝備制造業中的“短板”也暴露無遺,突出的體現為核心技術的載體,“三基(核心)”即基礎(核心)零部件,基礎(核心)工藝,基礎(核心)材料。

    01、有什么證明呢?
    近日,日本與韓國之間貿易爭端,凸顯日本在半導體材料的科技優勢,日本僅用三種生產半導體材料:高純度氟化氫、光刻膠、氟聚酰亞胺進行出口管制,使韓國半導體公司幾乎停產。

    據不久之前的《日本經濟新聞》報道,華為手機1631種零部件中,來自日本的零部件多達869種,2018年,華為從日本進口零部件價值460億人民幣,占中日貿易額的5%,又如日本工業品出口中,耐用消費品比例不到20%,而主要出口成為高技術、高附加值的機械設備、零組件、原材料及中間產品的“世界供應基地”,連美國很多(包括軍用)高端零組件、高端材料也要從日本進口。不能只看到美日貿易斗爭的“廣場協議”,使日本經濟發展停滯20年,而在這20年中,日本制造業不斷“轉型升級”、“修煉內功”、向高技術、高端產品及高端零組件蛻變。盡管機電產品在新技術革命中迭代新產品出現的時間越來越短,但其內部的零部件、組件如高精度軸承、高端高壓液壓件,電子元器件等是不變或變化很慢的。

    筆者去年參觀學習中鐵工業某鄭州工廠,生產世界上最大的直徑超過16米的TBM(全端面巖石掘進機,重達一、兩千噸),我爬上巨大的產品體內觀察,如西門子變頻伺服馬達驅動系統、奧地利雙水內冷發電系統(我國上世紀50年代已生產出來,現已停產)、德國力士樂高壓液壓系統、德國的離心機系統及瑞典SKF或德國FAG的高精度軸承等,其進口件約占成本60%左右。筆者還考察了南京某機床廠研制的五坐標聯動的珩齒機床,水平較高,但其數控系統、功能組件(如滾珠絲杠、滾動導軌)、珩輪(瑞士進口)、液壓氣動元器件、軸承等都是進口的,其成本約占到60%以上。

    02、為什么眾多的“隱形冠軍”出現在德、日,以及瑞士等西歐發達國家呢?
    現在中國議論“隱形冠軍”的中小型制造企業非常熱鬧,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視,如“工信部”每年評定“單項冠軍”企業,并公布之,所謂“隱形者”,都處在產業鏈的上游,即“三基(核心)”,用戶僅注意整機產品的性能優劣與品牌,因為機械產品是由千百種零部件組成的,如果其中一種關鍵零部件的關鍵工序出了毛病,就可能使整機受到極大影響,甚至機毀人亡的慘劇。因此,產品的競爭實際上是產業鏈的競爭,在某一定意義上就應該是“三基(核心)”競爭。


    “三基(核心)”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,很多是從家族或合伙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而發展起來的,其特點為有穩定的接班人、有穩定的技術團隊、有一批穩定的、高技能的工匠、有嚴格的學徒制度等特點的中小型企業,這些機械產品與大多數消費類電子產品是不一樣的,需要長期經驗,特別是Know-how的積累。很多Know-how在人們的腦子里與手藝上,其特點是:務實+傳承+創新。根據日本2015年統計,超過150年壽命的企業有21666家,再根據“智慧中國”2019年2、3期合刊登載有作者王洛高先生撰寫的《在德國有837家壽命超過200年的企業》。這說明這些企業經過了工業1.0、工業2.0、工業3.0的市場機制優勝劣汰,屹立到現在,一定有獨特的經營觀念與體制機制,有獨特的技術上的“殺手锏”與Know-how,有獨特的比較優勢,因此這些企業在迎接工業4.0時代的到來,大多能適應全球技術經濟的變化而雄居產業鏈的高端。這些企業又一特點,不盲目做大,而在新技術革命到來之時,更慎重地從技術經濟層面及比較優勢層面來思考,有目的選擇性地應用。其中,德國不少家族式企業轉變為由基金會領導的民營企業,如生產光柵及數控系統的Dr、Heidenheim,又如生產分析儀器的Sick。

    筆者在十多年以前曾爬上大連旅順口黃渤海交界處的燈塔上,見到1892年西門子生產的電機(經過了多次大修),還在運行(據說去德國西門子企業還可以找到其檔案)。所以西門子能活到現在成為大型的電力、電子企業就不足為奇。另外,筆者在德國學習時聽到很多故事,其中一個是在1929年世界金融危機時,著名光學儀器生產廠蔡司公司,與其他企業一樣,大量裁員,但一些著名的技師與工匠,很多是幾代傳承手藝的傳承人,都保留了下來了。這就是蔡司Know-how的傳承者,反思,我國70年來如何對待那些擁有精湛技能的人員呢?

    筆者已是86歲耄耋之年,感觸更深,“山外有山”,“天外有天”,技不壓身,不要做“井底之蛙”只看見眼前利益,忘了人是第一生產力要素。

    03、中國有沒有“明白”人?
    搞“三基(核心)”原一機部(后改為機械部)就有很多明白人,新中國成立70年中前30年,蘇聯援建156項,其中相當多的項目與機械工業有關,如一汽、哈量、一重、哈爾濱三大動力、沈陽第一機床廠、沈陽風動工具、洛拖、洛軸、洛礦等,還有東德援建的二砂,西安儀表廠等骨干廠,并集中全國機械企業,奠定了機械工業較為完整的體系,各行業都成立了一批骨干的研究所(一類所)及企業中的研發中心(二類所)構成了完整的研發體系。有了這樣的較為完整的制造體系,才有后來沈鴻老前輩率領重型行業的同仁們,研發成功萬噸水壓機,機械工業為軍工行業提供的九大設備,馬鞍山輪箍軋機、攀枝花成套冶金設備、電工行業研發成功的20萬kW及30萬kW火電發電機組、12.5萬kW及17萬kW葛洲壩水電站成套水力發電機組,機床工具行業通過“精密機床會戰”,研發成功高精度機床50—60種,“二汽會戰”提供一大批自動生產線及多種專用機床等。

    在這些建設實踐中深感“三基”(基礎零部件、基礎材料、基礎工藝)之重要,同時也深感“三基”不強,便是阻礙機械裝備工業發展與創新和提高質量的軟肋。“基礎不牢,地動山搖”,在文革中1972年,周建南同志已出來工作,時任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長,他組織一個團隊,從事機械工業“三基”研究,編制規劃并策劃如何部署進行攻關,為了加強領導,把“三基”團隊合并到一機部的科技司。改革開放后一機部及后來的機械部都把“三基”攻關作為重大項目,并受到當時計委及經委的財政支持,并要求各省市機械廳局及各專業局有組織,有分工,上下聯動組織攻關,當時選擇了重要的“三基”100種,300個大項,1000多個小項進行攻關。攻關要經“三關”,第一關為樣品測試攻關(驗證結構及性能),第二關為小批量試制攻關(驗證生產工藝),第三關為成批及大批生產(驗證生產組織及上下游的供應鏈)并給予技改支持。這次攻關長達15年,周建南部長功不可沒,由他倡導,他組織的。直到機械部機構改革變為機械委時就停止了,半途而廢,甚為可惜,后因市場經濟的沖擊及外國品牌及資金進入國內,原來“三基”企業大部分轉型、破產或被兼并了,同時也出現一批新的民營及三資企業。1986年左右,筆者在天津,聽到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倪志福同志(倪志福鉆頭發明者)講:天津要搞機械工業,必須把“三基”搞好,這是前人栽樹,后人乘涼的功德之舉,成績不在于我,多么可貴的品德啊,這是不是一種舉國體制呢?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,有沒有可借鑒的意義呢?新形勢下,舉國體制+市場機制到底是一種什么模式,還需要摸索!

    04、”短板”怎樣克服?現在短期內還能補短嗎?
    我們與德、日差距在哪里?

    ①首先是思想認識上。
    我們受中國文化的思想影響很深,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也要兩分法,有精華部分,也有糟粕部分,要取精棄糟。有部分人似乎是什么都想“大”,這是一種摻雜著“虛榮性”的表現,什么大馬路、大市場、大樓、大廠房、大開發區,大企業……,攤大餅式占據著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。瑞士是風景優美的多山國家,土地十分珍貴,平地、半山地利用率極高,很多精密機械儀器等居世界之最,照樣可以建成風景秀麗的小國,人均GDP達到5萬美元左右,工廠都是四、五層的樓房。“唯大論英雄”,很多變為“虛胖子”。

    ②民營企業家的富二代很多不愿接班。
   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,涌現了一批民營企業家,很多是通過艱苦的創業,幾經優勝劣汰市場經濟的洗禮而站住了腳,企業有了一定的規模。在知識改變命運,學而優則仕的一些觀念的感召下,民營企業家第二代,大多有了高學歷,甚至很多有留學背景,他們感受到制造業的創業艱辛,在目前情況下,激烈的競爭,發展也實屬不易,這些富二代選擇了“不接班”,而從事更易獲得財富的金融,證券,銀行等虛擬經濟,非實體類的產業,導致一些制造業被出賣或解體。

    ③政策引導不同。
    政策上鼓勵“做大做強”,提倡所謂“多元化”,僅僅從營業額大小排序,衡量一個企業家的成就,而不是鼓勵做專、做精、做強。企業不一定都做大,只要能屹立于產業鏈的中高端就很好。最近中央提出企業要做強做精,再做大的口號,也許是開始扭轉這種錯誤的看法、做法。

    ④媒體宣傳上,急功近利,對青年影響太大。
    德、日的老百姓很少炒股,炒匯,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業上,而中國呢?網上有一個段子,全世界最豪華的高檔汽車中國最多!愿這是一則諷刺吧!

    ⑤中德兩國教育制度不同。
    筆者早年在德國生活過一段時間,對此深有體會。他們采用雙軌制的教育模式,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同等重要,因為職業教育是工匠精神的基石。德國年輕人從初中畢業后就分流,一部分進入職業院校,培養出有理論,能動手,具有實踐能力的技工技師,有的可授予工程師稱號。第二部分學生進入普通高中,然后進入大學,畢業時可獲得文憑工程師稱號,兩者在工業企業拿的工資相差不多(因同樣年齡的青年,職業學校畢業早,工齡長),筆者在國外研究生畢業回國后,在工廠工作時,工資不如當時廠里八級鉗工及技師,我認為這是合理的,現在中國的情況呢?已經有了很大變化。高技術與高技能人員是制造業長興不衰的基礎。

    ⑥中德兩國年輕人的價值觀不同。
    德國青年18歲以后就要自立,而中國年輕人還要啃老,德國青年愿意接班的較多,父親也有意培養自己子女接班,一個“隱形冠軍”的企業需要幾代人的努力,才能站住腳,屹立于世界之林,這不是指規模,而指在產業鏈的位置。

    ⑦德國經濟制度造就了具有高級技能的工匠環境。
    德日的經濟制度(薪金、社保、稅收等)、社會環境,能造就一批隱形冠軍,長盛不衰,還需要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研究社會環境對企業的影響,目前中國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,劇烈的社會變革使不少企業有一種不穩定甚至不安全的感覺,不知我感覺對否?

    短期內能解決“短板”嗎?
    不從觀念及體制、機制上轉變,就比較困難。“十年樹木,百年樹人”,人是“創新”補“短板”的關鍵。很多人在講“投入不夠”,這也有道理,上世紀80年代機械部15年“三基(核心)”攻關,半途而廢,甚為可惜!雖然開始時尚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,但進展是有目共睹的,這也算是一種舉國體制吧!值得總結,不知道現在問題出在哪里?“創新”不是研發一臺樣品、做一臺樣機,而要實現產業化,要變成商品,產生經濟效益,為用戶及社會創造價值。“產業化”比研發更困難,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,“二八定律”或“一九定律”:即研發的成果,只有10%到20%能產業化,有的甚至更少,其他就丟棄了,希望有關部門總結近20年來,863、973、01、02、03、04等十余個重大專項產業化成果有多少?

   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,是要把制度優勢變為治理能力優勢,這樣才能解決目前裝備工業中存在的創新問題,解決短板問題,望業界專家、企業家們指教。
【沈烈初,原機械工業部副部長。文章轉自:察網,本文原載中國工業新聞網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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